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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白先勇笔下的“父亲与民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编者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两岸三地学者参与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分文学写作、昆曲复兴与历史书写三个专题展开研讨。本报特选择历史书写的部分研讨内容予以呈现。

主题:

白先勇的历史书写

时间:

2012年11月9日下午

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嘉宾:

白先勇(作家)、齐锡生(历史学家)、

杨天石(历史学家)、汪朝光(历史学家)等

主持:

陆建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我想讲讲《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二者的关联,两本书间隔了五十年。

动笔写《台北人》,是在1965年,我人在美国。《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现在看来,我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地写了一代乡愁,写了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小说故事中,即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感受。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在是我父亲年龄的时候,写了这段历史,我年轻时恐怕写不出来。那时候写文学,是感性的,现在有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有一个戏曲界的朋友说我,《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

在发言结束之前,放三段关于我父亲的影像:第一段是我父亲过世时的“国葬”仪式;第二段是“二二八事变”,我父亲以国民政府文化部长去视察;第三段是1944年,我的祖母九十岁生日,拍的一段电影我们以为丢掉不见了,但是在北京电影资料馆找到了,它躲过了所有兵火,躲过了“文革”,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家族记录。

读《父亲与民国》宛如“剥洋葱”

齐锡生:我和白先勇教授有个共同点,在美国念书,又在美国教书,他教文学,我教社会科学。之前他的演讲告诉我,他所有的钱都投给了昆曲,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并不富有。

虽然我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但从年轻开始,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年轻气盛的人,要佩服另外一个年轻人不是容易的事。但我看白先勇的第一篇文章,就想这个同辈人,怎么写得那么好。

他更让我有感慨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不断通过故事让我感受到他对人的忠厚。在他的故事里,不管是大人物或者小人物,是偷情的,还是什么人,他都会用悲天悯人的心写出来,这让人觉得中国人真是有其厚道、非常可取的个性。

最近这几年,我跟白先勇教授有了一个新的交点,那就是《父亲与民国》。白先勇教授把一个历史上的沉寂了四五十年的人,重新放到历史舞台上。这本书对历史学界来讲,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他丢给我们一棵大洋葱,可能有好几次会议都只能是剥开洋葱的第一层,譬如白崇禧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段的外交内政、艺术、社会等各种问题。

接着,洋葱下面一层就是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李白黄是桂系或者说当时是广东的几位领导人物,多年前唐德刚教授写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个流传得很广,但是那里面的史料部分,未必是我们今天能够用得上来,让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桂系作为政治军事团体,为何能够有那么大的凝固力,历经沧桑不会垮掉、不会分崩离析。

第三层是桂系对外的策略。他们怎样把广西建设好,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精神感召力,使桂系在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段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团体?

还有一层,桂系跟美国有没有外交关系?当时国民政府的政局有很多内部矛盾,桂系或者其他的系,是不是单独跟美国人之间会表露出我们将来想建造的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以及曾经希望美国人能帮什么样的忙。如果有的话,这对我们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教训。《父亲与民国》这个大洋葱,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

常常是“触碰哪段历史

哪段历史便重要起来”

齐锡生:白先勇教授这个书以及这个历史的试探,好像是一个顽皮的人拿了一块石头往一个很沉静的水面上打水漂,一个石头,三五下水漂打下去,让我们超越了桂系,超越了白崇禧,重新唤起对中国近代史的很多广泛兴趣。比如说桂系或者说广西,跟临近省份的关系怎么样。因为当时中国有两个省份自诩要做“模范省”,在南方是广西,在北方是阎锡山。这就涉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过去这一百多年来曾在现代化、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做过哪些试探,包括他们各自摸索出来的道路,怎么样用知识分子,怎么样引进科技,怎么样对待国外,都会有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恐怕会让很多人对于某些被人觉得不重要,或者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有新的思考。我个人比较迟疑用“民国史”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治史者秉持超越地区、超越种族、超越党派、超越信条的态度,才能把史治得比较好。

我个人的感觉是,历史上下五千年,决定哪个时代重要或不重要,历史学家实在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学家写出好的作品来,在我们的认知中那就是中华民族一段重要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写不出好的东西,那段历史就是不重要的历史,尽管那个时候的人辛辛苦苦做过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黄仁宇教授写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大家都觉得15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对1587年的书写,让我们了解大明是如何从极盛走向衰落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

镜头前与日记中有异

杨天石:《父亲与民国》中的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家。1949年以后蒋介石从大陆去台湾,继续书写他的日记,这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面有相当多的对于白崇禧的记述和评价。(此处略去数段日记。)

刚才我们大家看白先勇先生带来的影片,有蒋介石到白崇禧陵前祭悼,送了四个字,意思是要纪念白崇禧的功劳。我们还看到一个镜头,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陵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蒋介石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这个要看他的日记。1966年12月10日,“昨晨,妄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白崇禧)是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说白崇禧是一个大罪人。下面讲他能够因病去世,“如此善终”, “而没有向李宗仁、黄少红”,也是很幸运的。

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

汪朝光:历史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其独特性,它非常依赖于基础性的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尤其是图片材料,这是以往学界相对重视不够的。当然,图片材料也有被伪造的可能,尤其跟政治相关的图片。但很多时候,一张图片的价值确实胜过万语千言。比如,前几年刚公开的一批白求恩照片,之前看到的多是白求恩给八路军伤员、给民众做手术的照片,但是这批照片中有白求恩大夫在河北裸泳的照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也不能夺走人类对生活的追求。

白先生这本书,除了基础性材料的提供,另一让我感受深的是其对历史的书写。历史的书写,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且非常接近文学,但是晚清以来,历史教学被科学化,似乎成了技术性的工种,把生动的历史弄得乏味无比。白先生的写作,有双重身份,一重是文学家,第二重是白崇禧将军的后代。这双重身份之下的写作,确实可以看出他有自然的情感流露,当然这种情感流露在他的书中还是有节制的。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写作会不会偏向主观,从而遮蔽历史所谓“客观性”。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看。我恰恰觉得,历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部分,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书写主体也是人,凡人都是有感情的,再客观的历史研究你也很难避免它的所谓主观的一面。恰恰在一种多样化的、能够充分体现主观感情抒发的各种不同文本历史书写中,我们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依赖那些所谓客观式的历史描述。

不是同意白先勇所有的看法

汪朝光:我们做历史研究,究竟是为什么?仅仅是做着好玩吗?也未必尽然。历史确实有有意思的一面,但历史书写在当下仍有其参照意义,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本书有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白先生在这里含着感情说到1929年蒋桂战争是最不应该发生的战争。我们知道,1927、1928年的时候,国民党推翻北洋军人的统治之后,其实有非常好的机会来建构一个新的国家。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认知是,在转型过程中,执政者的集团,一定要获得充分的民众信任和共识,至少你自己内部应该团结和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非常遗憾,当年的国民党似乎没有达成这样一种内部的共识,所以从1927年之后内部纷争不断。如果国民党在兴旺的上升期有一些内部纷争无伤大雅的话,但过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纷争仍然非常剧烈。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每一种历史书写,在我看来,都是个人的书写,都有个人特定的立场和认知。作为读者,我们未必完全认同每一个特定写作者的看法。比如我看这本书,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也未必同意白先勇在这里所有的看法。比如战后东北问题。当然,作为一个读者,仍然非常尊重白先生在他这本书里给我们提供的他所认知的民国历史或者说他先人的历史。

(编辑: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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