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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追寻燕园的学术精神

今年是我国高校最早的哲学系——北大哲学系成立一百周年。北大哲学系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学术之门,蔡元培、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贺麟、朱光潜、张岱年、任继愈、周辅成、张世英等著名学者曾经在此任教,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来的《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往事,文字沉静素朴,读来并不沉闷,像看到北大哲学系院墙上的紫藤一样,感觉诗意盎然。

冯友兰那一代学人,承继了朱熹、王阳明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融合成为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陈寅恪称之为“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这种打通中西的哲学创造体现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立场。那一代哲人之所以能够在旧学与新知之间游刃有余,除了极深的学术功底外,更重要的是有着勇于担当的学术自觉。

北大有发惊人之语的传统。冯友兰自称常发“非常可怪之论”,张岱年自称“颇多违俗之论”。没有“可怪之论”、“违俗之论”,思想难免会流于平庸。没有学问支撑的怪论是哗众取宠,而源自深厚学识之上的可怪之论则往往是超群的大智慧。这些年来,关于老北大的奇言异行的书籍层出不穷,但大多局限于奇闻轶事和传说,少有回到思想现场的理解和同情。陈来对于冯友兰的“可怪之论”有着细致的描写。如冯友兰认为,从孔子到王船山再到毛泽东,从“理在事中”到“实事求是”,都体现了“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哲学理论。这一思想线索突破了既有的观念模式,不仅提供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视角,也提醒人们用更广阔的学术思路思考问题。张岱年所提倡的“创造的综合”,就是对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批评,将中国古典哲学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性把握。

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离不开对古典哲学的诠释。古典哲学是新哲学的营养和来源。北大哲学系十分注重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不仅是追溯过去的学问,而且也是追问未来的学问。正是由于拥有一批致力于源头性学术研究的学者,北大哲学系才有关切当下的底气。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点是“真善同一”,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道德完善、修养锻炼的过程。这种“知行一致”的学术态度实质上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学术与人格是不可分的。

北大哲学系有一种津津乐道的学术风气。冯友兰等哲学家并不刻板严肃、绞尽脑汁,而多是从容平缓、风趣诙谐,有一种细细体会、娓娓道来的思想快乐。陈来在《冯友兰先生小传》一文中这样写道:“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哲人的平易和幽默是志道思精、论心讲道的结果,是极深的学术功夫,也是道学气象的体现。冯友兰等哲学大家不仅致力于阐发中国哲学中的永恒价值,而且也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内化为人文品格。宗璞在回忆饱经沧桑的冯友兰的晚年生活时说:“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这种怡悦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也体现了其深思知意的学术风范。大师的博学令人仰之弥高,大师的平淡让人在亲和中感到敬畏。

《燕园问学记》中记录了作者与学术大师对话的许多情形,从中可以看到师生思想互动的温暖景象,这是大学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如在谈到王船山的体用观时,当年的陈来不太明白。对此,张岱年先生解释说:“王船山他在山里写书,也不和别人讨论,所以很难懂。”大师的宽容和善可见一斑。书中还提到张岱年与钱钟书交往的一段旧事,现在读来饶有兴味。张岱年说:“路上见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后我也就不理他了,不高攀了。”文人的孤傲清高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互不打招呼,张岱年还是承认:“钱钟书有些看法还是深刻的。”

百年来,燕园不乏具有文人风骨、真性情且又平易近人、提携后生的大学者。他们既有耿介执拗、特立独行的一面,又有礼贤下士、谈笑风生的一面,智识、品行和心胸都达到了难以比拟的高度,对于特殊的政治年代里的无奈选择,我们当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予以深切理解,而不是随意指摘。

(编辑: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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